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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姨

来源:《上海文学》2019年第1期
作者:裘小龙
发布时间:2019.01.22

在人生长长的因果链中,许多事其实一环扣着一环。有些事当时显得微不足道,没怎么去注意;也有些事先前已忘了,但后来又想了起来,汇合在一起,突然呈现出新的意义,就像普鲁斯特在《追忆逝水年华》中所写的那样,有时候,意义甚至可以是因为一块小饼干。

今年年初的时候,我姨江敏从上海打电话到美国来,说国内有亲戚提议,要为她办九十岁生日。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,开始琢磨什么时候回国一次,再忙也得挤时间出来,因为有太多的理由告诉我要这样做。

还在上世纪40年代末,我父亲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型香精厂,我母亲说,敏姨小时候就失去了双亲,于是他们让敏姨从镇海出来,白天在香精厂学做会计,晚上进修自选的课程,夜里就睡我们家的小阁楼。那一年她才十六岁。谁都没想到,她接下来的大半辈子就与我们家生活在一起了,算起来已有七十多年。

她一直没结婚,更始终把我们家当成了她自己的。六七十年代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不少亲戚朋友都突然立场坚定起来,信誓旦旦地要划清阶级界线,从此再不踏进我们“黑五类”的家门槛;敏姨因为自己的业务表现,已被上调到市轻工业局的食品工业公司,担任资深会计,她的成分成了“革命干部”,却从未想过要搬出“黑五类”的小阁楼。她不但继续住那儿,增加了她的租金与菜金,还时不时买些南翔小笼包、老大房奶油小方等难得的点心回家。

她说公私合营时是父亲做主给她定的二百元“保留工资”,现在国营香精厂把父亲的工资停了,从她这里稍稍补贴些,理当如此。

紧接着,“月黑风高”,父亲单位里的造反队打上门来抄家了。按理讲,这不至于冲击到属于“红五类”的敏姨,问题是她还住我们家的阁楼,关起门来也难成“一统”,阶级立场可疑,显然有为“黑五类”窝藏财富或罪证之嫌。“破四旧”的人们在家里整整抄了两天三夜,翻箱倒柜,还真殃及池鱼,把她的小阁楼也翻了个底朝天,抄走了镇海老家为她准备的嫁妆——两副她珍爱的银台面——重足足六十四两,还把一副不那么起眼的锡台面踩得稀巴烂。纵然如此,敏姨依旧没有要搬离的意思。

父亲晚年曾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,她太宠敏姨了,结果敏姨怎么都舍不得搬出阁楼。母亲怪敏姨性子太倔,自己认准了的事不肯更改。他们所说的早年情形,我自然不可能见到,不过,在父亲患病的日子里,我看到敏姨每天都要跑一两趟仁济医院,有时还在观察室的临时加床边陪夜。那些日子在医院,甚至在病人中,也都有着“红卫兵”或造反队组织,时刻不忘要对阶级敌人在每一个角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不过敏姨从未因此犹疑、畏惧过,该到医院来的时候她照样来。有一次,住院部的一个“油腻”男医生甚至好奇地私下问我,敏姨在我们家里到底是什么身份。我瞪了他一眼,自然,什么也没跟敏姨说。

不久,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运动席卷整个中国,敏姨却悄悄去找了她公司领导,想方设法托关系办了法律手续,把我妹妹小虹过继为她的女儿。接着,为了能让小虹在中学毕业后去“全民工矿”企业顶替工作,她毫不犹豫地提前给自己办了退休。

小虹从小就属于那种乖孩子,人也忠厚老实,但我小时候却据说颇有些“野”,不怎么喜欢跟在大人后面转,还常常自行其是。可我记得,在我父母亲自顾不暇的年头里,好几次的苏州、杭州之旅,都是敏姨带我去的。那些在虎丘、六和塔、沧浪亭前的黑白照片,让我的同学们也开了眼界。回想起来,她年轻时真还挺“时髦”的,不但喜欢旅游、拍照,床头边更时不时放一本翻译小说,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;周末,她会在小铝锅子里煮咖啡,在煤球炉子上用铁丝夹子烘面包。也正是由她领着,我第一次尝到了凯司令的栗子蛋糕、新雅的烟熏鲳鱼……据她说,还有一次带我去国际饭店十八层楼吃过大餐,虽然这一幕我后来怎么都回想不起来,可一切也因此更显神秘、诱人,给那段黯淡的日子隐隐增添了一抹难得的色彩……

也真巧,年初与敏姨通完电话不久,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邀我三月下旬去那里讲课,有友人因此说起,该大学离西雅图很近,海南航空现在有从西雅图直飞上海的航班。海航的座位空间据说远比美国所有航空公司的都来得舒适,网上甚至在传说,航程中还有“烧钱”似的促销优惠。一来二去,我与小虹商定了行程以及其他安排:三月下旬去温哥华讲课,然后坐海航从那里直接回上海;敏姨的生日酒席就预定在3月31日。我回国平时住浦东,考虑到路太远,特意在小虹家后面的假日酒店订了几天房,去看敏姨时方便一些。

也真不巧,29日下午班机抵沪,来接机的妹夫忠敏告诉我,就在那一天上午,大约七八个小时前,敏姨突发蜘网膜下大面积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。

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,小虹、我以及家里的其他人每天都要跑医院两三次。只是敏姨已完全失去了意识,一直处在昏迷中。上海医院的规矩现在相当严,绝大多数时候,我们只能排队等在监护病房外,排到了,通过电脑视频往里面看仅仅几分钟的时间,氧气面罩下的敏姨看不出任何有知觉的迹象。视频看了,还只能继续往下等,等向医生了解敏姨病情的时间,不过他们都很不乐观。

等在医院的走廊里,感觉像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暗黑隧道。小虹忍不住一阵阵低声抽泣,告诉我说,就在我回国前几天,敏姨特地到网上订了一箱正广和盐汽水,因为我有一次随口说起,国外喝不到盐汽水。敏姨为她的生日特地准备了红包,其中一个是给我女儿裘莉的,还交代了要把一件从未穿过的皮大衣留给她……小虹很后悔,说要是知道敏姨会这样突如其来病倒,真应该提前一两个星期带她到“老正兴”去一次,那是她喜欢的一家饭店。

小虹在一旁伤心不已,不过,在父母亲去世后这些年里,她其实都在尽心尽力地照顾敏姨。上海的家前后已搬了好几次,敏姨每一次都跟着一起搬。在新房子里,她再不用爬梯子登阁楼,有她自己的一间房间,也有了空调、卫生间。她的晚年生活应该说相当舒适、惬意,用她自己的话说,日子好过。在这个意义上,小虹或许无需抱太大的遗憾。

反倒是我,最近二十多年来,远居异国,一年至多回来一次,行色匆匆,也就与家里人吃上几顿饭,泛泛聊几句,未能尽更多的义务。尤其是这一次回国,如果不是早先考虑到自己讲学、航班舒适等诸多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因素,我本来应该可以早些日子回上海,也不至于未能在敏姨发病前赶到,在她意识还清楚的时候说上几句话。

细想起来,这些年还有一件与敏姨有关的事,至今仍让我感觉不是滋味,尽管我可以为自己找解脱的理由:当时年轻,太幼稚了。

“文革”后期,父亲的身体垮了,我别无选择地成了全权代表,与国营大众香精厂“革委会”的老薛商谈,怎样具体落实处理抄家物质的问题。老薛据说在1949年前是跑街出身,身上有一股江湖味,手上戴一枚硕大的钻戒,说起来一套一套的。他客气地称父亲为“裘先生”,对“破四旧”革命行动中的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微词。不过,当时所谓的退赔,充其量只是象征性的。许多被抄的人家根本就未能留下什么清单,到底抄走了什么,得由造反队说了算;即使个别人家被抄后列出一张单子,譬如说多少件金银首饰,到了退赔时却只能按首饰的总重量估算。

我还记得,那个晚上父母亲忙着低头认罪交代挨批,根本就顾不上我,香精厂的造反队队长要我滚得远远的,不许对那些正翻抄出来的“封资修”“四旧”再看上一眼。于是我就从老虎窗爬了出去,独自登上屋顶,像一只猫,听黑暗的瓦片偶尔在脚下碎裂,在神秘而荒凉的星光下来回兜着圈。屋顶上,父母亲先前从不让我在那里踏出去一步,我却第一次感到那么自由自在。可奇怪,也就海阔天空了那么一小会儿,又忍不住悄悄从拉窗中探头看下去。只见那队长抓起一大把首饰,在手里掂量着,好像随口说了声有多少两,他的助手在一张纸上记下,我父母亲在满屋子红袖章中间,突然变得那样渺小,哆嗦着、抽搐着,像两只小耗子夹在了老鼠夹子中,再也无法挣扎,也无暇去看一眼抄家者在纸上写什么……现在,到了落实政策时,清单上果然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一项几两,那一项几两……当时一两黄金官方牌价人民币九十余元,如此这般加起来一算,抄家物资退赔就完结了事。

父亲那时早已丧魂落魄,更渐渐病入膏肓,对政府的“落实政策”,自然感激涕零(后来看电影《牧马人》,主人公在获得平反时热泪盈眶,发自内心地大声感激党和政府,这一镜头中的历史,让我想到了当年的父亲)。然而,敏姨却“不合时宜”地发火了,她在抄“四旧”中被抄走的银台面,做工精致,据说出于名家之手,清单中只列出净重六十四两,折算成约一百八十块人民币。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?她拒不接受赔款,要求实物退还。然而,她的银台面早已不知道被扔到、藏到哪个爪哇国去了。抄家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去向不明。香精厂的造反队后来分成两派,打起内战时,一派贴大字报指控另一派私下吞了最值钱的珠宝,但没有亲眼目睹的证人或证据,充其量也只是两派造反队之间的大字报贴来贴去而已。能说会道的老薛因此无言以对,只能跟我说敏姨性子太倔,要我帮忙来一起做做她的思想工作,希望她能顾全大局,收下“落实政策”赔款,让上级政府安排的抄家退赔工作能完满结束。

于是我真这样回家去劝她了。不料敏姨立时沉下脸,说我不懂事,也不要我管。她接受不接受赔款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,顾全大局也轮不到她这样的小人物来瞎操心……她的一肚子火轰得我灰头土脸,好一阵子都抬不起头。

敏姨不肯就算了,这件事我原以为到此就告一段落。没太久,“文革”结束,再过一段日子,父亲在长期患病后去世。要处理他的后事,我不得不又与老薛打起了交道。除了一大堆免不了的场面话,老薛对“裘先生”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深表同情,接着他又说他知道,父亲生前最放不下心的是我哥哥晓伟。晓伟从小患小儿麻痹症,几近瘫痪,更因肺气肿哮喘经常出入医院,他在里弄生产组断断续续地打些工,没有医保,所有的医药费都只能在我父亲工资里扣,成了很大的一笔开支。父亲去世了,谁还能负担得起呢?老薛因此主动提议说,不妨由他来代表大众香精厂“革委会”,与里弄生产组联系一下,告知“裘先生”去世后家里的实际困难,争取让他们出于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关怀,解决晓伟的医保问题。关于残疾人的福利,他听说上面现在正酝酿新的政策,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。他显然想得很周到,也讲得很策略,不愧多年搞政工工作,经验丰富。我刹那间变得与父亲一样,成了个只会鞠躬感谢的机器人。紧接着,老薛又引出了另一个话题。敏姨的那笔赔款,她至今仍不肯签收,香精厂“落实政策”的工作因此留下了尾巴,很难向上级交代,他感觉到了压力。他坦承敏姨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,但“文革”是整个国家的浩劫,谁又能真正幸免呢?说到底,大家现在还是都应该向前看。最后,他慢慢看着我说,“文革”后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,又越级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,上过报纸新闻,这些他都听到、读到了。如果我现在要再说些什么话,他想敏姨应该会考虑一下。

我顿时明白了老薛的意思。这是一种交换,我帮你的忙,你也帮我的。关键是这个忙我不好帮。上一次与老薛商谈抄家物资退赔事宜后,已过去了两三年,银台面对敏姨蕴含着的情感价值,我多少有了些新的理解。在为她准备的嫁妆中,银台面可说是灿烂的象征。虽然她没有结婚,这却依然象征着她和双亲曾经的梦想。她拒不接受人民币赔偿,在潜意识里,或许也意味着她无法接受梦想的最终消失。可晓伟的医保确实是父亲的、也是当时体弱多病的母亲的一大心病。要是这问题真能因此得到解决,我这个“野路子”儿子就算做了件还靠谱的事。而且,老薛的话听起来也并非毫无道理。许多年前,在敏姨的小阁楼里,我曾找到过一本名叫《牛氓》的小说,书中的主人公喜欢一首民歌,歌中悲凉地唱道,“在莫哈奇战场上丢掉的更多”。在中学的同学们中,我常被认为运气还相当不错,可我不也同样失去了十年本该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?如果敏姨能想开些,未尝不是好事。我想了想对老薛说,我愿意再找敏姨试试,但这得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他同意了,他知道敏姨性子倔,贸贸然说上去会事倍功半。

我至今仍不知道老薛到底与晓伟的里弄生产组谈了没有,或谈得怎样(我自己同时也在到处托人找关系),但我宁愿相信老薛确实尽了全力。过了不算太长的一段时间,晓伟的医保问题居然还真得到了解决。老薛并没有怎样来催我,我开始催我自己了。

又是一番阴差阳错。那些日子我正好去北京出差,在朋友家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副银台面。据说这很可能只是镀银的,不怎么太值钱,却让我第一次见识到“银”台面的真面目。摆满整整一张餐桌的银杯子、银酒壶、银碟子、银筷托、银汤匙……除酒壶是两把外,其余的每样十二件(杯子和碟子大小各一套),美轮美奂,琳琅满目。这许多银器皿组成的一副台面,在抄家物资清单上列出足足净重三十二两,也就不稀奇了。眼花缭乱、又一时冲动之际,我好说歹说,把台面强买了过来。或许,这可以用作一个话头,与敏姨谈抄家物资的退赔问题,也多少能弥补一些她在抄家中所遭受的损失。

回到上海家里,我刚兴冲冲在桌子上取出银台面,敏姨就勃然大怒地站起身,说这一切与我无关,凭什么要我来“实物赔偿”?当年造反队抄家就是强盗抢,不能让这些人抢了,再来落实所谓的政策,用几张小钞票赎买伟大、正确的感觉,仿佛历史从此就得到了改写。敏姨以为我又是在莫名其妙地自以为是了,想代表父亲来对她做出赔偿,当年造反队抄家是冲着他来的,让她无辜受到了牵连。可我又怎么向她把背后的一切解释清楚呢?话到了嘴边——关于晓伟的医保,关于我和老薛间因此的默契——又咽了回去。有些事恐怕越描越黑。我只能不吭声,父亲的遗像在背后默默注视。那成了我记忆中最尴尬的经历之一。

老薛后来没再找过我,我自然也不会去找他。那笔抄家物资退赔款,敏姨始终没有签收。对上级政府来说,这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更多、更大的事都被遗忘,被湮没了。好像是两三年前,小虹说敏姨曾偶然提起,她被抄走的银台面中不仅仅有各式各样器皿,还有像天女散花等人物摆设,工艺精致得难以想像……至于那副镀银的,我再也没有取出来过,至今仍在老房子某个角落,为蛛网封存,在吃灰……

在医院的走廊里,我没对小虹说什么。在重症监护病房外的等待,已够沉重了。从一开始,医生就说敏姨日子有限了,果然,还不到一个星期,敏姨悄然去世,始终未能从昏迷中醒来。

亲友们聚拢到临时设起的灵堂中,在遗像前,翻来覆去地说着他们能想到的安慰:说到底,敏姨也算高龄了,况且这是她生前期盼过的去世方式——没有太久的折磨,没有意识的痛苦。

只是,这样安慰的意义中好像总感到欠缺了什么似的。

小虹于是开始忙碌,奔东奔西,忙种种丧葬安排,我跟在后面,亦步亦趋——在上海,也只能像上海人那样行事,纵然对这些越来越繁琐复杂、越来越物质主义、越来越莫名其妙的礼仪习俗,我几乎插不上任何话。

国内这些年的变化确实巨大,触及到生活的各个角落,甚至也在殡仪馆。我原以为火化已提倡这么多年了,相对来说应该简单,可一位西装革履的殡葬经理微笑着告诉我:火化,也必须要为逝者购买棺木。要烧掉的棺木也分经济、舒适、豪华等不同类型,价格不菲。棺中不仅仅要放入传统的锡箔,还得加上形状更逼真的金锭、银锭,多多益善。小虹自然是一一照办,在殡仪馆里外不停地刷卡。

国内还有一个机构跟这些习俗有关——退管会。敏姨退休前的工作单位,上海市轻工业局食品工业公司,在这些年几经合并、改制,现在成了梅林正广和集团,其间人员变化很大,更因她已退休多年,对那赶来的退管会许干事来说,敏姨恐怕只是长长名单上的一个陌生名字,现在要划掉了。不过这不成为问题,她不用忙小虹在忙的具体事务。许干事肩负另一个重要责任:代表逝者的单位念一篇盖棺定论的悼词。在中国,工作单位对人一辈子意义的最终话语权,在这一刻算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。对敏姨来说,她在食品工业公司工作的日子无疑是重要的,但许干事对敏姨在食品工业公司之前、之后的日子所知甚少,在食品工业公司之外的生活更一无所知。但这影响不了单位悼词的权威性。平心而论,悼词写得四平八稳,十分政治正确,“江敏同志热爱工作,热爱生活,热爱国家……”都没错,句句充满意义,但所有这些也都能放到为另一个人念的悼词中去,换掉名字、生卒年月就行。

乔治·奥威尔在一篇题为《政治与英语语言》的文章中,极力反对空洞、模糊、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。在他看来,像这样的语词运用只会让说者与听者懒得去具体、独立、批判地思想,沉浸于头脑的惰性中。当然,要用奥威尔的标准去要求一篇悼词,似乎也不尽公允。

但生死大事,这样一个场合,我的思路并没有随着那篇悼词延伸,反而转了个向,“紧随的一条条街像一场用心险恶、/ 无比冗长的争论 / 把你带向一个使你不知所措的问题……”换句话说,敏姨一辈子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?

我恐慌起来。至少,在大厅里正继续念着的悼词中,我未能找到自己记忆中的敏姨。思绪一团混乱,敏姨去世前后回想起的零碎片段,又猝不及防地倒灌入脑海,在下意识中,就像《荒原》中那孤独、无助的“钓鱼者”,尽管背后一片荒芜,却还是想用记忆的“片段来支撑我的断墙残壁”——

譬如在那些阶级性淹没了人性的日子里,敏姨怎样选择留在“黑五类”的小阁楼中;譬如在“文革”落实政策的过程中,她怎样不妥协,不让那些作恶者逃脱责任;譬如在“忆苦思甜”是官方宣传的主流时,她怎样执意带我去国际饭店吃大餐……这些事在其他人的眼中,或许都微不足道,甚至不政治正确,肯定都不能写到此刻的悼词中去……

许干事的悼词终于念完了。全体鞠躬,再鞠躬,三鞠躬。小虹遵循新的习俗,走上前,从花圈上拔下一朵朵鲜花,一层层铺在闪亮的金锭、银锭上,姹紫嫣红地盖没了敏姨;我则在棺木盖上一锤锤地钉下钉子,在乐队的吹打声与众亲友的哭泣声中,护棺送出去火化……

乍看上去,祭奠礼仪中所有能想到的细节,似乎都为敏姨想到、做到了,可回到家,面对那间已空了的房间,又一阵茫然。在许干事念悼词时想到的一系列问题,越来越让人不知所措。

我平时喜欢读《金刚经》,有一次更让我小说中那位书生气的探长,在破了件血腥的谋杀案后,也摇头晃脑地读上片段,感叹人生的无常与虚妄,“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”。只是,对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是佛系的概念,如超度、来生、投胎等,我却说不上怎么信。如是我闻而已。小虹看来要比我虔诚得多,不止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,现在坊间种种正流行、正推出的新老礼仪习俗,她坚持要一样样做下来,不厌其烦,不能或缺。

大殓后,是头七、二七、三七、四七……每次都要在敏姨的遗像前点上香烛;放上迷你型的小录音机,按下按钮就会不停地念唯一的一句话,“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”;摆上十来碗敏姨生前喜欢的菜肴,据小虹说,菜肴的选择与碗数,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与学问。一阵风吹过,敏姨遗像前的香似乎哆嗦了一下,掉了一小截。在场的亲友们异口同声说:“看,敏姨回家来了。真显灵了。多吃一些,尽情吃。”

做完七,自然还得烧锡箔和冥币,就在小虹家门口的弄堂角落。什么都在与时俱进中。冥纸中现今有信用卡,有可自填金额与收款人名字的空白支票,有“天地银行有限公司”发行的十亿元大票面现钞,上面印玉皇大帝(或阎罗王,我分辨不出)头像,还有“阴间银行”全球发行的美金(中英文对照,可惜上面英文字母的拼写错误百出)……火光熊熊燃起时,亲友们在一旁陪着、念着,“敏姨,安心用、尽情用……”

或许,在祭拜中的人们看来,此时此地为敏姨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,就像葬礼中念的悼词一样(虽说官方与民间的意义会有所不同),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虚空也因此得到了填补。

冥纸已渐渐烧成了灰,一角快燃尽的灰白色残片,在一阵怪风中翩翩舞动起来。“真的,所有汇款的信息正在传送过去,比电汇都快,敏姨肯定收得到。她在那里不会缺钱花,别担心。”一位年龄稍长的亲戚在我身旁说,一脸的欣慰之情。

说到底,意义本来就很难说一定有或没有,但大多数人都在这样做、这样说、这样想,于是好像也就算有了吧。

我不响,却想到了两年前在旅途中读的一本小册子,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·伊格尔顿(Terry Eagleton)写的《生活的意义》(The Meaning of Life,英文中的Life一字可翻成“生命”,书名因此也可译成《生命的意义》)。伊格尔顿一开篇就说,现在几乎不再会有哲学家或理论家愿意写这个题目,因为每个人对此都会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:说到底,你心目中的意义很难会是我的,也不太可能会是他的,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经历着剧烈冲突、变化的今天,更是如此。涉及到后现代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,事情愈加不容易讲清楚。伊格尔顿接着举了一部荒诞派的电影来引出他的论述,电影的片名还真是“生活的意义”。在这部彻底无厘头的影片中,芸芸众生都在做着些莫名其妙、荒谬绝伦的事,却又做得十分投入,乐在其中;至于这样做的意义,别人都摸不着头脑,他们自己也说不大清楚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近似意义的话,或许可以说:在如此这般的忙忙碌碌中,人们似乎在找这一种或那一种自己能接受的、或自欺欺人的解释或感觉,使生活稍稍好接受、好忍受一些。

伊格尔顿那本书,一路旁征博引,洋洋洒洒地写到结尾,对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,依旧还是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。不过,在这弄堂的角落,眼前暗黑的灰烬却让我突然想到,人们围绕着敏姨的忙忙碌碌,何尝又不是像那部电影中的人物一样,用这一种或那一种方式,试图在为生活(或生命)寻找可以延续下去的意义呢?抑或说,试图通过流行的礼仪或话语体系,为敏姨、也为自己,来寻找聊胜于无的解说或解脱,使生活中本来难以忍受的悲痛稍稍好忍受一些。

但真的只有这样的意义吗?

接下来是五七,小虹在寺院订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超度佛事。这是重头戏,我当然得去。夜里睡得不好,也看不进书。在敏姨去世前后所想到的一些念头,仍时时沸起,像汤中的沫。我索性早早出了门。

走在曾是那么熟悉的路上,我又想到了李商隐的两行诗,“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一万重”。到处只见新的、陌生的建筑和地标,仅剩下很少的几处没拆,依稀还能辨认出过去的痕迹,激起残剩的回忆。

路过凯司令西点店,我鬼使神差地转了进去,还真一眼就在柜台中看到了栗子蛋糕,花色远比以前繁多。我挑了一个两斤的,记得小虹说过,必须要有些供品放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。接着经过蓝棠皮鞋店,想起老诗人辛笛多年前就住在这家店旁的弄堂里,他跟敏姨曾在食品工业公司共事过;我凭着这层关系,曾冒昧地去过他家里几次,听他谈国内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。后来,辛笛在公司开会时对敏姨说,我在翻译的那些外国现代派诗很有意思。她一回家就逐字逐句、兴高采烈地复述了一遍……

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,我挑选的栗子蛋糕多少显得不伦不类,小虹所准备的大多是来自功德林等店家的传统净素食品。我说栗子蛋糕是敏姨生前喜欢的,她没说什么。

因为商业化的运作,一场佛事收费昂贵,要花去小虹两三个月的退休工资。她挑选了最高规格的一档,由九个和尚念《地藏经》,共四个时段。我请教其中一位年长的和尚,问他选择《地藏经》是否因为其中的孝与母亲救赎主题,但他瞪了我一眼,仿佛看到了一个外星人。站在旁边的表姐忙跟我解释:超度念《金刚经》,做七念《地藏经》。这种区分倒也简单明了,可问题是,做七不也是为了超度?更荒诞的是另一笔费用——给和尚们的红包。按小虹的说法,老话说老和尚念经,有口无心;给了红包,他们会念得较专心致志,超度亡灵的法力因此也会好些。只是,要收了红包才念的经真能这样起作用?供桌上的糕点,大多盖有小红印,仿佛这样一来,就成了逝者能享用的美食,其中的逻辑我不懂。我不响……

几年前,我在瑞士参加一个文学节,在那里吃到了据说是历史最悠久的栗子蛋糕,不仅仅味道醇正、浓郁,到下午四点后,还打对折,吃得我都不想去文学节的晚宴了。那一个下午,在静谧的洛桑日内瓦湖畔,我想到了敏姨。许多年前,在她带我去的凯司令西点店中,异国风味和情调曾让我感到如此神往——我有没有想到过后来还真会去国离乡,走得那么远?佛家说,一啄一饮,莫非前定;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,敏姨当年不经意地做了,很久以后,却在意识或潜意识里,促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选择。这种说法难免有牵强之处,只是冥冥中的因果,谁又真能说得清楚?

佛事结束后,小虹在饭店订了一桌羹饭,我让她把栗子蛋糕也带过去。席间,大家又说到敏姨的往事,间接地或直接地,与他们的交汇在一起。从某一角度看,羹饭、佛事、祭拜等礼仪习俗,都是带有特殊氛围的场合,让人们聚在一起,想一想逝者所做的一切,虽说雪泥鸿迹,其实也在注视着自己。然后,努力地去做生者该做的事。

我于是又想到了伊格尔顿书中的问题。也许,生活或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一个人的自身,也在自身与他人的遇合中。敏姨的意义在对我的意义中,也在对他人的意义中,这些各不相同,说不上什么普遍性,却又连接在一起,如同约翰·多恩所写的那样:没有一个人自身就能成为一座岛屿,谁都只是大陆的一小片,大海的一部分——

忠敏站起身,开始切栗子蛋糕,作为饭后甜点,分给在座的人们。他熟悉西餐的规矩,小虹低声说了一句,“敏姨也是很喜欢西式蛋糕的。”

大伙举起凯司令特制的小匙——呜呼,尚飨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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